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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體捐獻立法:步子可以邁得大一些

    2016年04月12日09:13    來源:法制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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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悲痛地撫摸著遺體捐獻者紀念碑上的名字,愛心人士將鮮花擺放在遺體捐獻紀念碑前,身著白大褂的醫學院校師生莊嚴宣誓,成百上千的人們低頭默哀……今年清明節期間,在北京、天津、江西、山西等地的紀念園里,都能看到肅穆莊嚴的遺體捐獻紀念活動。

      春天里紀念遺體捐獻者的舉動讓人動容,然而,遺體捐獻工作的春天卻還未真正到來。

      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遺體捐獻工作仍有難以避免的困難需要面對:傳統觀念與捐獻需求的沖突仍然存在,捐獻人有捐獻意愿但卻遭到家屬反對的情況時常發生,捐獻渠道不暢,科研需求得不到滿足。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遺體捐獻就曾引起熱議,全國人大代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提交的制定遺體捐獻法的議案,得到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的附議。

      “經過數十年的實踐,我國已初步具備遺體捐獻管理體制,不僅有相應機構、經費來保證遺體捐獻工作的開展,而且現在已經有一部分人認可了遺體捐獻,并簽下了遺體捐獻志愿書,這說明大家的觀念正在慢慢轉變。”在瞿佳看來,遺體捐獻立法已經具備了理論和物質基礎。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針對遺體捐獻的立法,應當首先解決死亡標準的認定問題,在此基礎上,才能對遺體捐獻其他方面作出規定。

      遺體捐獻難滿足科研需求

      遺體捐獻,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將遺體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獻給醫學科學事業的行為,以及生前未表示捐獻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近親屬將其遺體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獻給醫學科學事業的行為。

      記者從3月31日在京舉行的全國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暨宣傳普及活動上得知,截至2016年3月20日,全國已登記器官捐獻志愿者6.6萬余人,成功捐獻6624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8萬余名。我國每百萬人口年捐獻率(PMP)較2010年已有大幅度增長,年捐獻量位居亞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

      另一個數據則顯示,遺體捐獻登記人數僅僅占我國人口的0.01%左右,而實際捐獻的遺體僅占遺體捐獻登記人數的4%到20%。

      正如陳凱所言,傳統觀念與捐獻需求的沖突、捐獻渠道與科研需求的沖突,已成為遺體捐獻繞不開的難題。

      一方面,人們“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仍然存在,再加上對遺體捐獻的了解程度不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遺體捐獻率低的現象出現。

      在2006年和2008年,蘇州市民周頌英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在他們過世之后,將他們的遺體先后作了捐獻。然而,周頌英和家人卻因此遭到了鄰居和親友們的排斥,認為她“不孝”。為了躲避這種壓力,周頌英被迫在6年內搬了3次家。

      “我在工作期間也發現,一般都是文化程度比較高的老人,會將遺體捐獻寫進遺囑。由此來看,這方面知識的普及與文化程度的高低,對于遺體捐獻工作開展有著不小的影響。”陳凱說。

      另一方面,由于遺體捐獻數量少,造成了科研中遺體資源的極度稀缺。

      全國人大代表韓寶生在調研后發現,我國醫學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遺體標本,個別院校僅能做到教師示范。而在醫學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一個醫科學生本科階段至少解剖過一具遺體,一名醫生從學生到成長為教授要解剖10具遺體。

      遺體捐獻地方立法有突破

      為了解決遺體捐獻中出現的問題,規范遺體捐獻的發展,在近十年的時間里,關于遺體捐獻的立法及規范已經在上海、山東等地破題,與此同時,河南等地也在積極探索遺體器官捐獻立法。

      2001年3月1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正式施行,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遺體捐獻的地方性法規,它對遺體捐獻的程序、機構與人員等一些基本問題作出規定,具有深刻的開創意義。

      2003年3月1日,《山東省遺體捐獻條例》正式施行。該條例對于捐獻登記、接受、利用和處理、法律責任等環節作出詳細的規定。

      2007年5月1日,我國頒布實施了具有器官移植法規里程碑意義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依照自愿原則、禁止器官買賣原則對器官捐獻移植作了相關的規定,推動和保障了我國器官捐獻移植事業的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是針對器官移植所出臺的法規,但對于遺體捐獻的立法而言,有著很大的影響。2013年3月1日施行的《江西省遺體捐獻條例》就在第一條指出,根據國務院《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

      盡管地方上的遺體捐獻立法工作已有突破,但遺體捐獻前行的步伐始終未能邁得太大。

      由于沒有一部全國性的遺體捐獻法,遺體捐獻制度仍沒有形成成熟的流程和管理辦法,許多有捐獻意愿的人因為程序繁瑣、權利得不到保障或找不到合法捐獻途徑等多種原因,不得不選擇放棄捐獻,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

      “不少志愿者首先詢問的是有沒有立法,當得知沒有遺體捐獻的相關立法后,大多選擇了放棄。”在韓寶生看來,我國在遺體捐獻方面的立法空白,是造成中外科研遺體資源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

      立法目的是形成自愿機制

      “如果我們對此進行立法,最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自愿機制。”王岳說。

      “怎樣才能形成自愿機制?只有兩個字——尊重。我曾經帶領學生作過調查,發現人們并不是很排斥遺體捐獻和器官捐獻這樣的行為,他們更在意的是能否得到應有的尊重。然而,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所缺失的就是對死者的尊重。”王岳說。

      “曾有媒體報道稱,有一些醫院的太平間被轉包給私人公司,通過給急救人員‘中介費’等方式搶尸源,再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高收費。除此之外,高消費等太平間亂象也屢有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絲毫感受不到對于死者的尊重,又怎能要求他們在生前簽下遺體捐獻志愿書呢?”王岳說。

      瞿佳同樣建議,從敬畏生命、尊重人體的層面制定遺體捐獻法,規范遺體捐獻程序、遺體保存與管理制度,確定遺體捐獻性質,落實捐獻和接受雙方權利義務等,解除人們的顧慮,保障捐獻者的權益,以確保捐獻的遺體能真正用于教學、科研和社會公益事業。

      “而且,制定法律及設立遺體監督機構是對遺體捐獻者及其家屬的合理要求和社會聲譽充分尊重的基本前提。”瞿佳說。

      陳凱認為,立法可以通過鼓勵、引導、建立機制、保障經費等方式,來改善當前遺體捐獻的處境。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法律的引導,立法應當以鼓勵性、機制性、保障性的內容為主,促進風氣和觀念的轉變,從而加速實現各個要素的聯動。

      首先要解決死亡標準問題

      王岳建議,遺體捐獻立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明確死亡標準。

      “當事人死亡后,其社會關系會隨之發生復雜的變化,因此,對于死亡標準問題的判斷,并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醫學的討論上,更應通過法律來進行確定。然而,我國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對死亡標準作出立法上的規定。如果沒有統一的法律規定,一旦進行遺體捐獻或者器官移植,很容易產生法律糾紛。”王岳說。

      以腦死亡作為臨床死亡診斷的標準已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所接受,但在我國并非如此。由于沒有在法律上對于死亡診斷標準作出統一規定,導致不同的醫院出現不同的判定標準,一些醫院會采用“腦死亡”判定標準,一些醫院則在用“心死亡”或者混合死亡標準來確定。

      在王岳看來,要想讓人們在遺體捐獻的過程中感受到尊重,進而形成一種自愿捐獻遺體的機制和氛圍,必須要在工作的便利性上進行制度設計。

      “事實上,我們很多人都有捐獻的意愿,然而由于沒有便利的途徑和通道,導致捐獻者不能夠順利地向醫學院校等機構完成遺體捐獻。”王岳說。

      王岳認為,應當積極發揮民間組織的力量,形成官辦組織與民間組織共同發力的局面,以此來提升遺體捐獻工作的效率。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紅十字會這樣的官辦組織為主來負責遺體捐獻和器官移植工作。從效率上來看,官辦組織受其自身情況的制約,相對不如民間公益組織高效,從這次慈善法的修訂也能看出,民間組織被鼓勵參與公益事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能發揮出更大的能量。”在王岳看來,發揮民辦組織的積極性,可以提升渠道的便利性,讓老百姓能夠愿意和接觸到這些知識。

      王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這種便利性的提升可以通過立法來解決。

      “通過制定遺體捐獻法,在確保其資質的前提下,讓民間組織參與的門檻變低,既能利用民間組織的數量優勢和活力提升積極性,反過來又能推動官辦組織的發展,只要在事后的監管上能夠跟上,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遺體捐獻的發展。”王岳說。(記者  蒲曉磊)

    (責編:劉茸、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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